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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先生:中国商业的转折和创新 | 深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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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 | 开学典礼

 秦朔

秦朔先生
人文财经观察家
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

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

(2021年11月27日)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去创造。”我们也必须关注时代的条件的变化,包括政策着眼点,社会心理等等变化。时代条件的变化,会使得人们对一些企业和企业家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从去年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到现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很多人对阿里巴巴、蚂蚁金服、马云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又如联想,是在一个充分竞争行业里排名全球第一的中国企业,对手是戴尔和惠普,但最近联想公司的网上争议是如此之大。所以当我们创造历史的时候,认知会随着外部环境等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无论这种改变合理与否、理性还是偏执。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要点:第一是时代发生的变化;第二是在变化面前,如何应对和创新。具体会讲如下几个方面:大的国运;政策变化的影响;深层次理解中国的制度和发展方向;以及企业如何应对。

 

国运以及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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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得相当不错。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GDP的6.5%,占全球不到1.8%。2001年中国GDP大致是美国的1/7,2008年大致是美国的1/3。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那年中国“入世”(加入WTO);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中国启动4万亿救市计划,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同步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现在中国GDP是美国的73.5%。可以看到,2001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7,现在是美国的3/4。

事实说明,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接下来中国还有六个五年规划,前三个五年规划截至2035,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三个五年规划要成为在全球拥有很强话语权的现代化强国。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接下来经过六个五年规划,就到了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国家百年伟大复兴的时间点。

展望2035年,国家已经有很详细的规划,大致可以预测,人均GDP目标是从1万美元达到25000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要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当然,增长速度会慢下来。此外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现在银行、房地产行业的估值下降,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跌破净资产,但宁德时代这类公司一飞冲天,市盈率犹如梦幻,因为代表了未来预期。未来是关键核心技术与创新驱动的结合,同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写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里的。

很多人担心未来发展过程中,中国会不会转轨、掉头、开倒车?我认为不会。到目前为止,国家定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非阶层分裂、阶级斗争等等。国家也反复强调追求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六个必须”,具体表现为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继续深化要素的流动性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的开放,等等。制度型开放要在多方面与高水平国际游戏规则更进一步接轨,包括双循环。国家没有封闭起来走回头路。

国家政策在调整而非掉头。我们看到地产去金融化,医疗去市场化,医疗行业大量药品集采,用政府力量把药价降下来;教育去资本化是近期热点;媒体去非公化,但事实上很多从事内容创作的人还在网上创作;互联网去垄断化;流量、娱乐、明星等等去庸俗化,明星过去自由度很大,现在身边都是朝阳群众的监督......

现在强调共同富裕。过去我们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另一句话: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刚才刘教授讲了很多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我今天主要讲商业,我个人认为要正视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但也不可简单化和夸大化。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现在全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超过40平方米,和欧洲一样,而且住房自给率高于美国和欧洲。房价高是问题,但中国高房价主要集中在70个大中型城市,重点是十几个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平均房价的涨幅没有想象的那么凶。我老家河南开封是 GDP超过2000亿的旅游城市,前两年房价每平方涨到八九千最高一万多,现在又回落到7000元左右。真正大幅上涨的是北京、深圳、杭州、广州及上海部分城区。不能因为部分地方的情况,就认定是房价造成了极度贫富分化,是发展商不道德。这样太简单化。

房地产涨价的一大原因是地价上涨,土地环节、建设开发环节及交易环节的主要税费是谁拿走了?不是开发商,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百强,排名第一的万科也就400亿利润,排名下面的企业利润很快跌到100亿以内,大部分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几个点。

现在讲贫富分化很多,国家统计局从城乡、行业、区域等不同维度做过定量研究,中国基尼系数正在缓慢下降。我自己在农村做过大量调研,现在农村不用交税费,农机、用具、种子几乎都免费或只需很少费用,基础的民生在逐步改善。我小时候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农民上门乞讨,现在早已绝迹。所以今天有没有贫富分化?有,但这种分化是建立在全民总体福祉都有较大提升的基础上。年轻人一定要对贫富分化有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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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共同富裕还是很重要呢?请看上图,中金公司研究结果,我国人均月收入2万以上的人群占总人口0.2%,即千分之二;10000元-20000元月收入的占人口2%。我国人均月收入3000块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数2/3,你肯定不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当然,0.2%乘以14亿,绝对数量也很大,所以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世界奢侈品消费的1/3。但社会中很多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并不高,所以要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是金字塔式,要橄榄式的社会结构。

过去我们很少强调国家安全意识,现在国家安全意识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都和我们高度相关。举个例子,你的创业方向与涉外数据服务有关,要向境外客户提供数据,现在FBI要购买你的数据,卖不卖?过去可能不考虑这些问题,现在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要考虑了。

综上所说,过去大量的商业活动,现在从政策角度有了新的约束条件,不是不发展,而是需要沟通,需要和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律师等协同研究。特别是涉外、涉及数据服务等方面的公司,需要由专业律师讲解新出台的政策法规,据此进行战略调整。包括企业架构、权益安排、内地和海外的架构与业务模式等。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才刘教授讲了很多,官方的提法是三个“前所未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比如现在很多产业遇到的挑战并非来自阶级的剥削与歧视,而是产业革命导致新的生产力方式变化,如果赶不上科技数字化列车,当然就觉得辛苦;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还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贸易战、全球化挑战,疫情导致的全球割裂,这些都是新情况。

在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中国也在深刻改变。过去到现在我们强调开放,总书记在上海进博会讲四个坚定不移,我们也全面了履行入世承诺。但总书记也强调如下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第二句是“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第三句是“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进口替代,这都是大的趋势。

而且现在的很多内外挑战,不可能短期接受,现在方面是拉锯持久战,这也是中央的判断。

 

深层次理解制度和中国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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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刘教授讲到了价值观。一方面我们认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时,江泽民总书记致信;6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致信;7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中国不是另类,我们在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上和全世界一致,但我们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要求。如图所示,过去你对右边的内容可能没有那么明晰,但这些要求正在逐步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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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别指出的一个变化是经济活动与商业活动的前提问题。过去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称为市场经济,前四个字似乎省略了;但现在国家提倡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六条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三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这句话意味着国有经济在很多领域的主导地位今后还会加强。我是写字的个体户,在座的大部分是非公经济,大家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主导或主体,所以要本分做好该做的、能做的事。第五条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所以中国强调两点论,即“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结合,单讲一边都是不全面的。

过去很少听到斗争这个提法,但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何理解?十八大报告之前的报告,也提到斗争,例如反腐败斗争、粉碎“台独”分裂势力军事斗争;但现在是从全局上讲斗争,讲五个凡是,比如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重大原则等等,都要坚决斗争。

当然,具体到我们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是遵纪守法,努力创造价值的问题。最近有一些争论,说以前的国企改制、集体企业改制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把金山银山都被挖回家了,我自己在广东、福建、江浙沪等地采访过很多改制企业,大量当初被改制的企业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泥潭,办不下去了,所以让经济能人、弄潮儿参股、MBO,等等,让他们想办法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改变产权制度,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些改制后发展出的价值不是偷来的,而增加出来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常识,即允许企业家才能、科技型人力资本,和资金、土地等要素一样参与分配。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今天在座各位创业者,你的人力资本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是科创企业,各地地方政府还会给予你很多补贴。你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不会认为是国家资产的流失。为什么对于历史上一些真金白银买了企业股权的创业者,反而不觉得他们有享有产权的权利呢?当然,如果坑蒙拐骗国有资产,那是犯罪。但从我几十年的采访观察看,历史上的产权改革极大推动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成就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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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外企在中国压力很大。因为中国年轻消费者的民族情绪很高昂。图中是新疆棉花和HM,央视也严厉批评它。我刚刚走入工作岗位的90年代,外企高高在上,我们都是仰视。现在外企人才大量被BAT挖走,优秀民企也不把他们太当回事。索尼的广告七七发布,被人民群众举报,最后违反广告法被罚款100万,罚款原因是不得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这说明消费者主权和民族主义尊严极大地建立起来了。

文化领域、资本市场也在不断纯洁化。李姓音乐家刚被朝阳群众举报,中国音乐家协会就把他除名了;最近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罚康美赔偿24.59亿;还有对原海航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说明执法要求越来越严格,所以今天的创业者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增强合规意识。过去很多做法不一定上刑责,现在更严格了。

前一段有企业家找我,他刚刚取保候审,原因是串标。串标过去很普遍,因为很多招标规则本身也不合理,完全是价低者得。他们公司因为串标“进去”了好几个高管。我说你很了不起,你们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垮,说明公司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到,今天的创业环境门槛很低,一站式服务很完善,一网通办理很方便,但是创业后合规合法的追责风险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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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变化和改革开放后的路线的关系。我个人的想法是:路线没有变,伟大复兴目标、社会基本矛盾的定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尊重企业家精神等等都没有变,但内涵确实有调整。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更多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所以搞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新区等等,现在更多强调顶层设计,可控与集中。过去开放讲的是跟国际接轨,现在是在开放中同时强调自主性。过去发展讲GDP,现在讲高质量。过去说国企要从非关键性的、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那些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这是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的,除了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外,其他国有企业要进行一些重组与调整,这是当时企业改制的国家背景,现在更强调国企做大做强。

这样的改变也有外部背景,即西方这一套模式遇到了很多挑战和困境,所以我们不再认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和做法,现在西方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反过来增强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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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经济要增加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在经济上也有很多新的观点和要求——强化反垄断、促进共同富裕、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零容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所以大家要定期学习一下党中央的文件和精神。因为趋势做错了就麻烦了。

大家要看趋势往哪走,比如说恒大现在问题很大,问题出在2017年。2017年恒大日子很好过,手握3000亿现金,但2017年召开了十九大和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内容:第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允许高杠杆钱生钱,要服务实体经济。第二是防风险,过去向外扩张,现在要监管金融风险了。第三是金融改革。所以2017年的正确做法是不要再加杠杆,不要多元化扩张。结果以为你什么都行,以为只要能借到钱投出去,将来资产都升值,很明显国家不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那么多卡脖子的问题,这时候需要科研和创新,科技创新被认为关乎国运,恒大当时没有看到这个趋势,当然我们也不指望房地产商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但不应该给国家确定的方向添麻烦,到处弄的不安宁,那国家肯定会增加监管力度。所以我们的企业在国家的大势上一定要判断正确。

中央的要求反映在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里,过去的经济工作都以投资拉动增长为主,现在以科技、供应链自主可控、拉动内需、耕地种子、强化反垄断、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为主。现在每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很多要求是约束性的。这样一些变化也必然会反映为各个经济成分的表现。确实,最近一两年,国企利润增长很快,民营企业和私人企业日子好过的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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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今年1-6月,我国利润增长最好的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最差的是私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90多家央企利润是1万多亿人民币,前三个季度加起来是1.5万多亿人民币。这90多家央企不包括金融国资,只是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其中中远海控这家公司,前三个季度每天赚3亿,总共赚了670亿。这种案例和增速比比皆是,如宝钢有色、五矿、中铝都在高速增长,原因是国有企业在上游生产材料很多领域有相对控制力,原材料一涨价,利润就上来了。而民营企业更多在下游,依靠充分竞争来抢占市场,所以民营企业不敢涨价,你一涨价市场份额就被抢走了。国资委管理的90多家央企上半年挣了1万多亿利润,而民营企业呢?中国上市公司将近4600家,其中个人控股2700多家。这2700多家民营企业上半年利润一共5000多亿,平均一家两亿多利润,和央企以及地方支柱型的国企不能比。这种情况过去没有,现在发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企企业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不搞专精特新,没有过人之处,平平常常做下去,日子会越来越难,因为整个大结构变了。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有很多新要求,中央对企业家精神也有很多新期望。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心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开拓国际视野,这五条是中央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和希望,大家体会一下。比如捐款的时候少给国外大学捐,至少先给中国大学捐款,否则不仅会遇到网民网爆,可能有关部门也要查你的税收。过去讲促进发展,现在讲规范发展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有很多承担监管的部门,过去不是很忙,因为那时候在讲创业创新,监管相对宽松,今天这些部门干劲冲天,非常繁忙,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小微来说,监管压力并不大,监管主要针对的还是具有垄断属性、资本扩张过快过猛的大企业。

 

民营企业如何应对政策变化

 

政策变化,对民营企业是有寓意的。

第一,民营企业家倍受追捧的高光时代结束了。现在80后企业家如张一鸣和黄峥都退到二线了,都往后躲。最近有点高光的可能就是俞敏洪,还是以悲剧英雄的色彩展示出来。大家想想谁还有是高光时刻?昨天和一些财经媒体人交流,现在著名企业家里比较高光的就是雷军,老一代就是曹德旺。任正非任老爷子是更早的一波。过去腾讯很低调,产品说话,口碑不错。现在去网上一看,也有一些声音指责游戏是“电子鸦片”,腾讯更低调,也不随便发声。

第二,民企业务扩张不受约束的时代结束了。过去的安邦系、明天系、方正系、海航系,等等,各种系别不受约束,靠金融杠杆多元化扩张,现在纷纷陷入困境,被整顿。

第三,民企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第四,要关注生产性创新(productive innovation)。生产性创新的意思不是都去做某某产品,而是要创造价值,而非只关注价差。价差就是用较低的成本吸引资源聚集,整合之后卖的更贵。过去很多做实业的也是贸易思维,考虑如何实现价差以套利,现在要考虑企业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有没有让市场产生与过去有所不同的独特价值。为什么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很牛?这些企业都创造了独特价值。包括喜茶,把中国传统茶艺与数字化和新消费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价值。一杯茶从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消费者还追,就是因为创造了新价值,所以它也可以很火。房地产商为什么在中国不受待见,有人说,现在能够把一个房子盖得不漏水的房地产商都很少,房子还卖得那么贵,每年都越来越贵,那当然不受待见。

第五,从股东至上到兼顾利益相关方的时代正在开始。过去炫富,挣的钱都是为自己,现在要考虑利益相关方,我觉得最大责任是别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工资关系一个家庭安全运转的基本,也不要欠供应商的钱等等,要从这些地方做起。

 

我想和大家特别交流的是,我们应该坚持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因为中国发展的大周期并没有改,现在生产创新空间很大。现在的创业者看到很多相对负面、受到抑制的行业,会感觉沮丧、感同身受。但如果你看到过去十年的一些新公司,背后所代表的生生不息的发展可能,就会生出希望来。比如2010年创立的宁德时代、小米、美团、百济神州;2012年的字节跳动、滴滴、喜茶;2014-2015年的蔚来、理想、小鹏;2015年的拼多多、地平线;2016年的抖音和元气森林;2017年完美日记、花西子。不管是互联网、新消费、新能源、科创,这是在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机会还是很多,所以要有信心,不要躺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争取用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去做出新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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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策略。

首先,要把握国运大逻辑,坚持信望爱。本质上是一个信不信、在不在、要不要的问题,有些上了年纪的企业家,想的就是怎么把资产处置妥当,洗洗睡了,但年轻一代不应该是这样。

第二,要建立长期主义战略。

第三,提升政治意识和新形势下的合规意识,不触碰底线和敏感点。

第四,学习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一方面了解禁区所在,更重要是知道国家支持的方向。现在国家在科创方面支持力度之大难以想象。一个沿海城市对科创的支持到什么地步?比如一个父亲给海归儿子的技术项目投资了两千万,政府配套给予六百万,不占股份,不用归还。我问:“不担心其中有问题吗?“政府官员说,要相信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多,中小微企业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减免税款与社保减缓的政策也不少。要多学习有哪些便利化的政策。

第五,如果所在行业的监管性较强,要跟监管者保持建设性沟通。不要出事再找人,要经常汇报一下工作,请人来看一看,共同商议很多问题怎么解决。

第六,要跟政府和国企合作。当然跟国企合作不容易,现在有大量民企盼望国企入股,“染红”自己,有利于拿到越来越多的政府订单。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担心将来会不会有国资流失的指控;担心国企入股干预企业决策;担心国企的审批流程太长导致失去市场机会,一个并购机会,审批完成黄花菜都凉了,好不容易谈了一年刚要签约,换了领导一切都得重来,所以跟国企合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加强合作是必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从内部提升核心竞争力、敏捷变化力。

第七,要对利益相关方负责。做的再大,如果你周围的利益相关方如果经常被伤害,那么你在政府中的形象不可能好到哪里。

第八,我们要探索新边疆、新模式,如全球化、数智化、绿色化等等。

 

最后简单讲一下,我认为中国商业正在进入创新时代。过去一说中国,就是抄袭,现在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宝马、宝洁的CEO都说,中国采取的产品研发方法和数字化推进能力是全球领先的。硅谷现在有些产品和模式也在拷贝中国。美国一家发展势头强劲的外卖公司Doordash做到了上市,很多方面都在和美团学习,因为两家公司都是红杉资本投资,红杉搭桥。家电领域的很多全球品牌如通用电气的家电公司、飞利浦、东芝和三洋的家电等,都被中国企业收购。

深圳微众银行去年收入198亿,利润50亿,50亿利润在银行业里也不多,但微众银行没有一个网点,服务了接近三亿的个人客户和几百万的中小微企业,而不良率很低。微众银行靠的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的新技术,在数字银行方面的创新,中国走在全世界最前沿。世界很多地方现在主要还是用卡,香港打车找零还要找硬币,扫码不行。我一个朋友说他到香港就赶快买八达通,还是卡。而我们已经是码时代。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创新,不仅表现为硬科技突破卡脖子,也表现为海尔人单合一这样的管理范式的创新。诺奖得主、牛津商学院、哈佛商学院院长都在研究,哈佛商学院已经写了五个海尔的案例。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很多创新已经引起全球性关注。

基于中国云端、移动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新消费者、新创业者的平台和品牌脱颖而出,科技、消费、互联网、体验经济蓬勃发展,但很多人的认知往往还停留所谓抄袭时代。

中国的创新从过去主要吸取国外经验的海绵阶段,或者微创新阶段,已经走向了Me-too/Me-better阶段。做一样的东西,我们效率更高、响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更加柔性,竞争力更强,这是目前阶段的主要情况。我们靠极致成本效率、灵活机变、文化支持、产业集群,靠无限贴近用户,靠强烈追赶的动能在残酷竞争中求胜。这是我研究中国式创新,大量调研各类案例得出的基本结论,如宁波六十多家隐形冠军,我实地调研超过二十家。

过去一百多年,我们几乎没有世界级的产品发明创造,过去是西方发明创造,我们follow。现在中国企业应当进入内生跃进、创新整合、极致完美、无限贴近的阶段,进一步提升自己。有一天我们能不能出现一大批像苹果、辉瑞、迪士尼、乐高这样的全球性伟大企业,创造出有技术追求、科学信仰、文化之美的世界级优秀企业工艺?未来几十年,我相信中国企业也可以涌现出一批We are the world,we change the world的公司。

我认为,中国的创新与价值观,就是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场景下的实现。我相信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有机会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我相信这是我们商学院培养创新管理人才的使命,也是台下年轻一代创业者的使命。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整理自秦先生演讲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