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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教授: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在何处?| 深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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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1日 | 开学典礼

丁学良

丁学良教授
政治社会学家
哈佛大学博士
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
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
(2021年11月27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分三个部分。

 

第一,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所造成的效果。

 

第二,全球化第二阶段有哪些重要国家参与,哪些国家在全球化动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回顾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

 

第三,未来5-10年,本世纪中期跟全球化相关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最近一波全球化,大部分人认为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画不出一个地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柏林墙。80年代后期我做博士论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每年都要去前苏联、中欧与东欧考察,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因为柏林墙导致地面交通、地下交通、人员往来、法定货币全都是两种,那个时候全球化是“画”不起来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被称为最近一波的全球化,历史上还有前几波,今天不再赘述。这次全球化十几年后,第一阶段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接受了一种学术观点:贸易门槛越低,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能够越快扩散,惠及更多人群;贸易壁垒越高,成本越高,效益越低,危害的人群越多。学术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流派大力鼓吹这个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为该流派的基本信念,随着新的一波全球化兴起,该流派成为学术主流,获得了重要支持。因为那时候很多数据能够被统计与计算,例如同样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生产,耗费多少成本;如果在“亚洲四小龙”生产,耗费多少成本。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沿海城市加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工厂建立在中国大陆,生产成本又会进一步降低。

 

当时人们认为,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好处惠及很多人群,最重要的是两大群体。首先是有机会用较低价格买到家用电器的普通家庭,原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现在成本降低,惠及大众。其次是刚刚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这些国家缺资本、缺技术、缺少经济管理和商业管理经验、缺乏成熟的全球行销网络,随着新一波全球化,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全球化使得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表现数据在网上能够查到,包括每年进入大陆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出口增长量,通过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量,沿海地区乃至内地城市全球化产业、公司、制造厂以及上下游行业月工资、年工资增长幅度等数据。造就了当时全球的乐观主义。

 

新一波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共同受益的伟大趋势。这个伟大趋势在两百年梦想后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尽早、尽快、多方面、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为国家经济体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国家快速摆脱贫困,提升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银行每两三年就会发布报告,盘点哪些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改变了多少穷人的命运。

 

2004-2005年,有一个会议对我的刺激很大。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是1993年,离开后他们又让我回来。恰逢哈佛大学校长换届,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政部长。他到亚洲来给我们的毕业生讲课,他说:亚洲很多经济体都是外贸导向、出口导向,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亚洲的这种冲击力。亚洲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等国,到了2004-2005年,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更多人口、更加有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进入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过第一副行长,他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全球很多经济体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但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听课的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部分是1949年后幸运地去到哈佛留学的。萨默斯告诫听课学员:你们可能没有注意,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

 

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劳工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每隔几年就要跟资方谈判增加工资。以前劳工一方提出的要求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通过协商后多少还能达成一部分,比如要求涨工资8%,最后涨5%也行,总比不涨好,谈成了工厂就复工。如果资方顽固,不同意5%,认为涨1%-2%就不错了,工人就会罢工,罢工时间越长,资方损失越大,搞得两败俱伤。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这种对抗越来越少,工人一旦进入增加工资的讨价还价阶段,资方就会说:天下变了,不要以为现在还像几十年前一样,你们一罢工我就怕了。要是加工资加下去,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现在利润率就一点点,工资上去之后没利润了还办厂干什么?你们再顽固不化,我就把厂搬到中国去,那里的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的1/4、1/5,地方政府严格管理罢工,我很放心。这样一来,美国工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这就导致过去十几年来,虽然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投资银行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要么持平,有些产业或地区甚至有所下降。现在这些工人因为亚洲出口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看不到前途,越来越多的工厂搬离美国本土。所以萨默斯告诫我们:这个趋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要好好关注美国这种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在发生,只是体量不如美国。要记住“全球化惠及全球”这个观念已经走不下去了。

 

萨默斯的分享让我十分震撼。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澳大利亚工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食品、葡萄酒等战略性物资非常丰富,中国照单全收还要求加大生产。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很多澳大利亚年轻人不愿意上四年大学,高中毕业后马上读一个技术学校,马上就业。海洋业、食品业、畜牧业、森林业尤其是矿业等行业十分缺人,工资很高。

 

我在澳大利亚念了四年大学,工矿里的工人工资翻了三番,就是出于中国对物资的庞大需求量。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和通过哈佛校长听到的美国故事截然不同,而他们都是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我后来才理解中间的关键,澳大利亚以资源出口而非制造业为主,受到中国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受益于为中国提供高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美国正好相反。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2005年我辞掉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被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聘请担任北京代表,研究全球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我有负责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后来得到了《南方周末》采访。题目认为,以前讲的是产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技术全球化、管理技术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人,因为有国界线。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拼命争夺高级人才。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用了一个很震撼性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就是争夺高级人才。

 

当时卡耐基很高兴,认为这个题目非常有前瞻性,美国留学生中的高级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你们的经验都能说明这一点。我在卡耐基基金协会做了三年工作,回到香港时2008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萨默斯的告诫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如果劳工们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被全球化卷到底层的工人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方法,通过选举把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引进州级议会,州级政府,再往上走到联邦一级,进入总统大选。

 

2004年的这个现象,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当选有多种原因,这是最关键因素。特朗普的口号是“America first”。现在美国的高新技术人才根本没有祖国概念,全世界无处不可去,到处都欢迎他们,他们赚的钱能不回美国就不回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何去何从,所以他说“America first”。首先把美国搞好,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家。他并非蓝领出身,他毕业于商学院,家里很有钱,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群体,或者说得益太少的群体。

 

特朗普四年总统生涯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与错误的决策,但是在座的一大半人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的选票超过2016年赢得选票的总和。如果他听从一些顾问的建议,把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拜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我在美国跟拜登开过好几次会,拜登的竞选能力、演讲能力、忽悠能力连特朗普的五分之一都不够,但拜登是个靠谱的厚道人,特朗普不靠谱,使得他很有煽动力。

 

这就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状况。全球化对全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大大超过了亚当斯密等一众国际贸易自由主义者的预测,把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普通劳工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趋势造成了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支持者在他第二次大选失利对国会的冲击,戏剧性的表现还没有结束。

 

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国家

 

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主要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之下的应对、反思、愤怒、失望与惊讶。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动辄退群、否决、不投票,言下之意是美国不讲规矩,美国已经衰落了,美国缺乏自信心,要推动逆全球化进程,扭转世界大趋势。这样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式解读是非常误导人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戏剧性表现,是基于一个他们认为必须纠正的根本性问题。

 

当年WTO刚开始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成为进一步全球化最重要的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政府(Governments)自己的框架,出现的矛盾、摩擦、贸易的纠纷可以到WTO的仲裁机构打官司。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制定的时候,中国、印度、前苏联尚未加入这个体系,后来加入后发现早期建立的规章制度不适用,原来WTO定的规则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制定的,不适合新成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向WTO展示诚意。我们达不到你们的标准,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经受了无数的阵痛。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加入WTO,无效国营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当时的口号叫“抓大放小”,那几年里,中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总数在4500万到6000万,构成了最新的贫困阶层低保户。这一个大手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但不做这件事就没办法进入WTO框架底下参与竞争。我跟美国人讲这些例子,美国人说中国很难吗?美国这么多人下岗游行,哪怕所有警察上街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下岗工人上街也只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要求劳保、医保,交不起水电费也不能断水、断电、断煤气等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对WTO越来越不满,那些规章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形势。美国许多国会议员代表选区里的全球化受害者提出质疑,要求WTO采纳美国的新建议,否则就退出WTO走人(We get out)。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次大选,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在WTO里,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很多违规事件一旦在美国发生,用不着中国等国家提出抗议,呼吁调查,美国自己就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丑事都放到桌面上。而中国有了这些事情,美国却无法进入中国展开调查。

 

例如劳工条件,WTO有劳工最低福利、最低工资保护,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定。如果美国公司严重违反规定,美国国内就先闹翻了。但是到中国去查这些事情,调查员一到机场就被请到宾馆了,天天喝酒招待,让你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据就没办法打官司。如果特朗普再干四年,美国要么迫使WTO改变规则,要么退群。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才是我想讲的,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式。

 

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应对战略,就是比WTO的涵盖面更小的多边协议。WTO是全世界的,全球性的,多边协议比它涵盖面更小,但是标准严格很多,大多关于经济贸易、技术转让或金融等方面。例如去年东盟十国强力推动的亚太地区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中国想要加入这个多边协议,最后如愿以偿。东盟十国只有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文莱有石油,也基本上属于高收入;其他八个成员国多为中下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泰国是很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印尼、菲律宾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还有全世界最低收入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进步最快,他在改革开放方面学习中国,但比中国力度更大,我们付出的代价,他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付出了。

 

这个情况之下,东盟十国要制定一个多边经贸协定,标准就不能太高,否则2/3的成员国达不到,例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人群标准、产权标准等都有好几个国家无法做到。这几个国家原来跟我们的体制一模一样,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出口企业都无法获得太多政府补贴,但有很多非关税门槛,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这种操作最早来自日本,日本六十年代和美国打仗,不让美国的医疗器材进入日本,美国很生气,日本的什么东西都往美国销售,为什么美国医疗器材进不了日本?日本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们的医疗器材是根据白人的生物特征研制的,我们是黄种人。日本想尽一切办法用非关税的办法阻碍进口,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政府补贴和扶植刺激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在学习日本的这种做法,给WTO带来了很多麻烦。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和公司是另一种关系,政府不持有和经营企业,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制度尤其是美国制度下,如果哪一个政府推出政策,专门扶植哪些公司或产业,国内会闹翻天:我们选择了你这个政府,怎么就照顾他不照顾我们?政策无法推行下去。而且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总统的命令不会一路畅通到底。特朗普签发的总统令,一个最基层的法庭都能否决,特朗普既不能派警察抓他们,也不能让他们下岗,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法庭是独立的,最基层的法庭可以否定总统的行政命令,那个制度之下很难实现政策倾斜。

 

东盟十国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我们原来的体制一模一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商关系稍微远一点的;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商制度更远一点。东盟拼命推进的亚太地区RECP协定,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进入门槛很低,太高了他们自己也吃不消。这个大框架有一个好处,它在地理上最接近,区内贸易成本最低,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有很多国内市场消费不了的产品,东盟十国六亿多人口中至少有三亿人口非常欢迎这些产品,他们买不起日本、欧洲、美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的产品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够用。

 

RECP成员国中,至少有七个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符合中国市场需要。他们的天然气、石油、矿石、煤、木材、海产品、水果、农产品,都是中国需要的。近年来,对内由于生产成本、环保标准逐步提高,对外由于贸易战打压出口,中国的制造业纷纷搬到东南亚,而且不是一个公司搬迁,而是上下游生产链成群结队搬过去。也有一些人在东南亚生态条件很好的地区经营现代化农业,再把农产品运回国内,因为国内的人均土地有限,很多地方缺水,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不适合制造健康卫生安全食品。东南亚是非常好的伙伴,中国与欧美摩擦期间,跟东南亚的贸易量持续上升,东亚多边经济贸易大框架标准与门槛较低,中国很容易加入。

 

第二个重大框架,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花费大量精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任期结束时曾说过:亚太区域是过去三十年来,全球GDP增长推动力最大的来源,也是人口最多的区域;是对美国而言战略重要性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全球政治风险与安全风险最高的区域——主要指朝鲜。这样一个重大区域,急需通过跨国经济技术贸易的新框架,为二十一世纪设立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更公平、更透明、更开放的平台。最后一句话没有点名,但讲得非常狠,奥巴马出身于法律系,讲话很有分寸,不像川普。奥巴马说:对于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区域来讲,我们不能让非民主制领头制定国际贸易经济贸易规范、国际技术转让规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范,必须让民主国家领头,才能产生动力,促进全球进步。

 

没想到奥巴马花那么大力气推动的TPP,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特朗普说话难听,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说美国人很天真,其他国家一许诺就相信,可是许诺的国家已经欺骗美国几十年了,再骗一次又怎样?美国的公司也好,工人也好,政客也好,一旦骗人,自己国内就开始互相揭露,媒体管不住,但其他国家的媒体不敢揭露。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认为TPP和WTO一样会让美国吃亏。美国退出后日本很着急,日本认为依靠本国经济体抗衡中国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口老化趋势无法扭转,日本又缺乏战略资源。日本希望搭建美国老大,日本当老二的框架,加强国际影响力。美国退出以后,日本的安倍马上胃疼,他太紧张了,人一紧张就胃疼。他后来辞职就是因为胃疼,跟这个事很有关系。

 

这种情况下,日本拼命坚持TPP,希望把这个框架搭建完成后,再叫美国加入进来当老大。当时他们觉得美国并不是永远不加入,把标准定得符合美国的要求,搭建好舞台,美国就可以加入。但美国退后其他国家如欧洲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结果就改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框架一开始还不能到达美国的最高标准,成员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步,希望赢得最大的经济体加入。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的中国台湾省也要加入,中国大陆基本上同时申请加入,现在两方之间的加入都成为政治问题。加入CPTPP多边协定必须要第一次签约的17个经济体都同意,只要一个经济体否决,就加入不了,它的门槛现在还没那么高,但进去的标准在那。现在亚太地区很多经济体、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拜登反馈,特朗普退群严重影响了全球化新框架的深度和广度,拜登应该代表美国赶快重新加入。拜登还没有表态,上个礼拜他们又在呼吁,拜登政府继续不表态。

 

拜登身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助手,一个就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这三位都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民主党政府里面干过助理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帮办,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副总统安全首席助理等副部级职务。美国政府太简单了,部长以上就是总统,没有中间层次。

 

还有三位厉害的女同志。这几年美国女同志越来越多地担任重要职务,现在负责经济的三位官员都是女性。耶伦美国财务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L Yellen);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是我们校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这三位女同志向拜登反馈,不着急加入多边协议,等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的重要政策与法案,配置齐全,再以更完善的准备工作和强大态势加入协定,一进去就强势领导。

 

全球化第三阶段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拜登上台前,助手们就制定好了政策法案,但国会有反对声音,认为某些法案的名字太刺人,把全世界都不当回事,什么都是美国第一。后来又改名字,把最大的方案拆成几个方案,一个一个通过,因为两党政治的缘故,国会里面很难顺利通过。拜登的四年任期还剩三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如果身体健康,顺利推进几项法案通过,定海神针基本就抓下去了。

 

第一个法案关系到美国基础设施更新,全方位跟进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两个礼拜前,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很多是二战产物,至今已经超过50年,桥锈了,有些地方铁路也没人用了,美国人最讨厌铁路,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认为铁路缺乏个人主义。

 

第二个法案是对美国的竞争人力资本进行全面提升,包括教育、科研、公共医疗、贫困家庭孩子的福利等,这个吵得比较厉害,现实就是哪些人得到多少好处。

 

第三个法案关系到最重要的产业和行业领域,估计明年3月份能通过。这个法案跟我们关系最大,至少80%是针对中国制定的。美国的制度之下,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是最容易的,每天都会下一个,但基本会被法庭否决。但是通过法案就不一样了,虽然过程漫长,反复争吵与修改,但一旦通过后就会长期稳定地指导全美行动。这个方案首先要在最重要的四大产业:半导体、电磁、药品、通讯领域里,扭转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只看经济成本,不看安全,不重视可靠度的这些做法。半导体芯片与IT有关;新型电磁跟国防有关。药品与疫情流行病传染病有关,本来他们不着急的,这次疫情给他们震撼太大了;通讯与美国最重视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有关。他们要在这四大领域里重新建立美国的领先位置,只要通过了这个法案,下面的事情做起来力度就大了。这个法案的目标80%以上针对中国,国会两党的议员领袖很谦虚地说:我们的法案达不到中国的力度,但方向明确了。意思是中国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也这样对付你,他们把话讲得很明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跟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大学教师之间关系最大,即在人才和高等教育领域里,怎么样既使美国的高校继续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同时又不让外国利用美国开放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来拿走他们领先的知识产权成果,这是着眼于未来50-70年的大框架。

 

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新在什么地方?几个方案已经标记出来了。

 

美国一旦出现这些法案,就会对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协议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不会容忍欧盟跟中国签定的协议里留下太多漏洞,把负担丢给美国。举个例子,疫情期间芯片生产严重短缺,生产高端芯片的台积电是台湾最重要的企业,美国告诫台积电:你要钱有钱,要地方有地方,如果在台湾扩大生产是可以的,不可以选择到中国大陆扩大生产,只能选择到北美或欧洲。因为它的很多知识产权属于美国,台积电只不过进行高精加工,所以现在台积电正在前往北美和欧洲。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资本、技术、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化生产链、供应链,何去何从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成本,而成本最容易计算的。哪里提供了更低的成本条件,全球化就涌向何方。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由于疫情影响,很多政府发现成本算法的弊端,不管跨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有所属的国家,至少也有对应的制度保障。在国外市场生活还可以持有本国的护照,享受本国法律保护吗?特朗普任期四年加上之前一年,就是第二阶段的振荡、冲击、反思、检讨,互相指责,互相责骂、退场退群时期,大部分事情我们都还记得。

 

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全球化最关键的产业与行业。产业主要跟经济有关,行业包括法律、金融、教育。在全球化最重要的供应链、生产链环节上,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如果国家安全和成本计算之间发生矛盾,将通过法律的办法让成本计算服从国家安全。

 

当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把一切产业和行业都划入国家安全范畴。他们已经在排序,哪些无所谓的环节、产品、原料、供应链可以放手送往国外,例如内衣、鞋子、帽子就是无所谓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几大产业,必须把国家安全作为首要条件。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粮食、普通芯片、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机器,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产品等,根据形势的需要,可以宽松一点,例如粮食不到极端情况不会划入国家安全范畴。

 

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至少将持续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大陆所有公司,所有跟高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有关系的研究型高校、投资银行、投资行业绝对不可忘记的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靠一两个发展中国家挡不住,只能延缓,不能逆行。

 

谢谢。

 

(本文整理自丁教授演讲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