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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给中国的定位提供契机

2009-04-02

刘宁荣博士

在决定如何摆脱今日经济与金融危机的G20峰会开幕之前,各国纷纷对此做出试探性的表态,以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目前各国都尝试在重新架构的经济体系中找到新的定位。因此,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都身不由己地要加入这个强国俱乐部。但是在由其它“旧强国”主导的俱乐部里,中国在融入原有的体系时,需同时确立保证自身利益的规则。

但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在加入强国俱乐部时,中国的发展之路必须给世界提供新模式、新价值、和新愿景。只有这样,中国发出的声音才能响亮,且会被人留意与倾听。

峰会前在伦敦街头的抗议活动已经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信息,在这次精心策划的示威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从富国到穷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后冷战时代全球的普遍性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所有人都带来利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正酝酿普遍性的不满与敌意。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改革所带来的明显进步并没有深入到各个角落。相反,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实体时,我们在诸如医疗、教育等方面所提供的保护反而还远不如资本主义的香港,也不如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古巴。因此,中国如果能融合这两种制度中最优秀的一面,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在新的世纪就自然会有其价值。中国需要在高速的发展过程中,既可以最大幅度地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又不会大幅度地造成贫富的差距。如是,这个实验必然效法者趋之若鹜。

在经济层面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至少已经被证明与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同样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但从峰会前美国的立场来看,美国依旧没有从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获得足够的教训。在这方面,“旧欧洲”的思维或许更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德美两国早已表示,只是依靠各国政府加强注资的力度无法根本改变目前金融界的痼疾,因而需要彻底翻新金融监管制度和改革金融机构评级制度。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与西方相比虽没有受到重创,但这次的幸运并不代表中国的金融业以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大隐忧。在2000年中国还未启动金融改革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西方金融机构纷纷预测中国的银行业行将崩溃,这个预测虽然可笑,但将近十年之后中国的银行业并没有完全消除过去的弊端,同时又在改革过程中拜错了师傅,以华尔街为榜样,因此中国也须透过这次危机来思考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如何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与管制之下同时建立自由的金融运作,确保金融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不是摧毁经济的毒瘤。

这次伦敦街头的示威者中还有一群环保人士,他们关注的是气候升温等环境问题。这群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与反对贫富差距扩大和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人士一起,成为历次全球反政府示威的主导力量。中国必须从中看到,这三大议题已成为民间极为关注的事项。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快速的增长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国就不可能在创新、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上起带动作用,而这三大元素无疑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动力。纽约时报在四月一号报道了中国决心成为世界节能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最大研发与生产基地,并在2011年达到每年生产50万台的目标。这显示中国已经开始踏上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必须进一步加强:它不仅能够拉动中国的经济长足发展,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而且在保护我们星球的行动上做出表率。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中令世人羡慕,但也让不少西方国家担心。其最大的忧虑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过去几百年西方的成功之路完全不同,那就是中国是在没有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完成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条路到底是否有普遍性,是否将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模仿的做法呢?中国自然有其不同的发展模式,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效法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中国的模式如果要有吸引力,并成为其它国家的样板则必须取决于中国的制度是否能够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我们必须有民主来保证国家的长远目标与公民个人的目标不会发生冲突。唯有如此,中国以及中国人才可能有愿景,才有可能带来复兴与新生的力量,“中国梦”才会成为大家分享与追逐的目标。

G20峰会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提供了契机,中国必须善用这个机会清晰地确立自己的定位,不仅帮助设立新的规则,而且给世界带来新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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