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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

2009-03-29

刘宁荣博士

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来又因大学教授的学术剽窃事件再次引发大家的讨论,但这个过去十来年不断成为新闻热点的话题,似乎总是在热议之后又趋于平静,问题的严重性却是有增无减。无怪乎曾经在中国社会让人敬重的知识分子,如今的声名虽说不上狼藉,但也到了让人鄙夷的境地了,成了一群为名利同样是不择手段的人。

在众多人的眼里,曾经是辉煌的象牙塔不仅仅是学术的殿堂,而且是自由、正义与真理的源泉,她甚至让人觉得遥远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因此今天谈起当年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不畏权贵,以微弱的躯体与声音对抗北洋军阀的枪炮,追求学术的自由,除了羡慕与敬昂也就只能当作陈年旧事了。而谈起当年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在贫寒中饿死,也不去拿外人的救济粮,似乎觉得他迂腐的有点不可思议。

相信有许多人都会觉得,权贵的压迫也好,市场经济衍生出的金钱的诱惑也好,充其量是客观外部的令人气恼的趋势。有谁压迫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在自己撰写的“想象的异邦”中竟然可以有十多万字就这样移花植木抄了美国哈维兰的书呢?那是2002年的事情了。但到了今时今日这种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在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绝迹,暴露出的学术丑闻反而是愈来愈多。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出的学生,那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的导师的尊重便荡然无存,哪还有什麽师道尊严可言呢?

同样市场经济催生下的教育改革也没有逼迫清华大学将一系列的课程外包给那些只追求利润的教育代理商。因此去年底在京城弄得满城风雨的清华大学“培训门”事件,不管其中的原委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追求教育产业化与经济效益的目标之下,我们的大学已忘却了自己的最基本义务与社会责任。如果对学术还有最起码的尊重,又怎么可能如此不负责任的将大学变成摇钱树,最终却葬送大学的声名呢?

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的道德底线在哪里?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大学的内部文化已发生了异变:在躁动的情绪下的研究与教学都只剩下追逐名利的单纯目的,并不惜牺牲基本的价值和背叛基本的道德。

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故障。当整部大学的机器被驱动,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世界一流,中国一流,全省一流的目标时,系统看重的是结果的呈现,因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偏差。在一次又一次的学术剽窃与丑闻发生之后,也不能说相关的机构与当局没有严惩,但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系统依旧一味强调目标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实现目标手段的重要性。表面上看来,那些惩罚的利器让那些曝光者失去了空间,实际上被检举、发现、以至遭受惩罚常被看作不幸的意外,因为系统依旧看重的是这些结果给大家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回报,因此从当事人开始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可以从中获益,因而系统的故障便无法驱除。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体现在大学已经成为了官场,当官场的文化盛行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沉下心来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在官场的升迁。因此诚实地、耐心地、孤独地做学问的时代便消失了,愿意在书斋当中默默耕耘的人自然所剩无几。这样的变化无疑使通过曲线与捷径做学问的人大量增加,学问成为门面,而非考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最基本的诚实。其实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其它国家少有的“奇观”,那就是我们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编著类”的书籍出奇的多,因为以编著的名目出现时就很难被人控告是抄袭,因为编著者已事先言明这是半抄半写的了。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有历史的元素。毕竟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造就了今日现代中国大学依旧无法逃脱死记硬背的教与学的模式,因此抄袭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做学问的一种方式。不幸的是现代的网络技术又为这样的文化创造了新的空间,抄袭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体现在大学已经成了商场。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让象牙塔里的人都无法平静的时候,那最后的清高与尊严也在这过程中消失了。大学成了公司,大学本身以及大学里的名师们便成了品牌,教授的明星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让多少人还能心平气和地搞研究呢?君不见电视画面上的教授们,其声名远比那些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教授们有知名度和有经济效益。更不用说那一大批心甘情愿为那些企业和暴富背书的教授们,从中可以获得的经济回报更是可观,而忘记了学术界的最大责任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现实。

这个系统的故障因此也源于金钱的诱惑。这大学公司化所产生的弊端甚至已走出了校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象中国这样有如此多与大学关系如此紧密的营销人员,这些校内与校外的课程营销人员,依托名校和名师,或以它们和他们的名义搞出了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课程产品。为了快速获利,这些课程,甚至是一流大学里的课程也只能是四处抄袭,却毫无学术的质素与监管。

但我对中国大学的前景并不悲观,这不仅仅因为有好几件让我对未来依旧存有希望的事情发生了。一是,2006年3月全国有109位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发出了公开信,要求严惩那些学术剽窃与学术腐败的人和事,他们也会公开杯葛这些人并对他们进行行业性惩罚,捍卫学界的尊严。二是,2007年底在北大-耶鲁项目执教的斯登斯教授发现他教授的北大学生有一半作弊,他并且对北大的处理不力感到愤怒。但斯登斯的愤怒至少让这些学生明白了作弊行为在国际上是不会这么轻易过关的。

其实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学术剽窃与腐败行为最终伤害的不是被剽窃的人,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因此根除中国大学的学术剽窃与腐败行为必须改变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趋势,让大学回归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拾回已经失去的清高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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