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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之死无法让中国企业新生

2009-01-01

刘宁荣博士

2008年的岁末,「毒奶门」事件的主角被推上了审判台,它也宣告了「三鹿」集团的毁灭。但「三鹿」之死绝不可能唤醒中国企业的良知,也不可能让中国的企业凤凰涅磐,获得新生。当企业没有愿景,没有长远的目标,而只有短期的利益时,在贪婪驱使下只问短暂收割,不问长期耕耘的投机心理就不可能改变。如果中国有太多的企业以赌徒的心态来经营与发展,这些企业与他们的掌管者就无法逃脱赌场上最有可能的结局:全盘皆输。因此,「三鹿」之死依旧无法催化中国企业的新生。

「毒奶门」事件的发生是监管的不力吗?
毫无疑问,政府的监管不力自然是中国奶制品行业普遍使用三聚氰胺而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并酿成人命的原因,缺乏有力的监管造成了中国食品的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治。过去,假白酒毒死人是没良心的小企业主所为;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又可能是有人故意投毒。鸡蛋里有苏丹红,多宝鱼里出了孔雀绿,种种事件的发生都说明了中国需要建立健全食品卫生与安全的监管制度,而政府并没有起到保护百姓生命安全应有的责任。无疑,长久与持续的食品与安全监管能帮助我们的百姓少受些伤害。但是以牺牲消费者的生命为代价的企业行为,又怎能仅仅归咎于政府的监管不力呢?难道我们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需要政府来监管吗?

「毒奶门」事件的发生是法律的漏洞吗?
中国的法律制度当然有太多亟待完善之处,但是在中国以行政为主导的法律体系中,每每有类似的食品安全与生产安全的问题发生时,政府都采取了严打式的惩罚措施,但这些严惩从未产生任何威慑力和达到减少这些事件发生的目的。这就有如中国对贪官的惩治也不能不说严厉,但贪官们依旧「前赴后继」地走上被押被审被毙的结局。法律的作用是让人们明白,当你违背了社会可以接受的规范时,你可能受到惩罚。但问题在于,当人们并不介意自己行为的道德性,并不介意对与错的最基本价值观时,又有什么样健全的法律可以产生效应呢?

「毒奶门」事件的发生是制度的缺失吗?
没完没了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致环境安全问题的出现,无疑是执政系统中的利益集团与企业勾结的结果。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而根本不理会一般小消费者的权益。何况,中国媒体又因种种原因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无法在第一时间将这些违法的企业曝光,减低与缓冲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每当类似事件发生后对高官的惩罚似乎从来都无法确保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再被打开缺口。孟学农因非典和溃坝事件两次丢了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的位子,三鹿事件发生后石家庄的书记吴显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的局长李长江都丢了官,更不用提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批准新药上市时收取药厂的贿赂,让不符合标准的药品流向市场并导致患者死亡而被处决。当贪婪蔓延到中国人的细胞时,断头台的恐惧又怎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呢?

「毒奶门」事件的发生是企业的贪婪吗?
贪婪无疑是所有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主因,但难道这些企业家根本不明白见利忘义的行为最终只能让企业受害的简单道理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多少企业曾因企业的不诚实行为而毁灭吗?在「毒奶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乳制品出口下降了92%,奶粉出口更是几乎下降了百分之百。三鹿死亡了,其它龙头企业也同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蒙牛的亏损可能高达20个亿,伊利则可能达到23个亿,而整个乳品行业的亏损更会超过上百亿元。创造利润自然是企业的重要使命,但问题在于当他们的使命只剩下不计一切代价地创造利润这单一的目标时,最高的价值只剩下追逐金钱时,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贪婪的蔓延呢?

弊案、丑闻、诈骗,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即便在金融管制严格的华尔街,丑闻也从未间断过。但是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不要说有完善法律与监管的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远比中国落后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中国这样,有如此多草菅人命,不把人当人,不把命当命的企业。

从生产假酒到生产假药,从小酒厂到龙头企业,从小老板到政府官员,这个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到了今日,当我们的企业不会因消费者的生命的消失而感到痛心时,这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因此三鹿的死亡绝对不可能震醒中国的企业,惟有中国社会价值与道德的再造,才有可能让中国的企业新生。我们需要象比尔盖茨那样去思考和实践「有创意的资本主义」,它不单追逐利润,而且要提供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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